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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郭沫若1926年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内在于他以泛神论为内核的浪漫主义思想体系。受歌德和赫尔德等人的影响,郭沫若接受了新斯宾诺莎主义的基本原则:有机一元论的宇宙图景为他开启了以宇宙为剧场的民族复兴理想,自我与宇宙的同一性将他导向行动主义的人生哲学。以新斯宾诺莎主义为根基,郭沫若融通儒道传统,将儒学重新置于先秦一元论的宇宙图景下,又通过阳明心学将儒学伦理移植到他所建构的泛神论意义体系内。民族更新的神话被转化为现世革命的政治目标,个体事功则收束于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政治图谋中。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融通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充分证明,儒学伦理提供了一种个体联结他人、社会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范式,是他从宇宙诗学向现世政治转向的关键一环。郭沫若的政治转向无疑超越了抒情与史诗之辨的话语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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