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北汜先生默默地去了。听说他临终前曾想见我一面,但却未能如愿,不知他最后想对我说些什么,可我想说的实在太多太多。他一生中做了那么多事,而讲得却太少太少。我和北汜先生相识于一九七八年,那时他刚刚调入故宫,负责《故宫博物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的复刊工作。他那和蔼谦逊的气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深深地感染了我。很快,我们便在工作中密切合作,私人交往也日见融洽,成为好同事、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