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赋承自六朝,古赋与律赋分流,以古赋之体为尊。唐赋之复古不及唐诗,中唐继盛唐复古未完之业,文体上有向更古老的文体取法的表现。柳宗元、刘禹锡的力复古赋之体,正属这一文学脉流。柳宗元深于骚体,其辞赋以屈原、贾谊为宗,多为愤悱之辞,幽怨之思;其语体也力效楚辞,兼取汉赋之体。唐人遭遇之境与屈贾最近者为柳、刘。柳宗元更是有意识地效法屈原的人格,同情其人生遭遇。刘禹锡的古赋之体,主要取法贾谊以下,及魏晋南朝阮籍、江淹诸家。柳、刘两家赋体创作,反映了中晚唐辞赋乃至于其他文学进一步摆脱初盛唐辞赋润饰鸿业的作风,向个体抒情转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