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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和印尼是二战时期中国文人作家的主要流寓地。流徙文人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沈兹九、杨骚等知识分子在异域空间的流转中，以群落文化的认同进行国族身份的体认，并重建战时的文化格局。海外抗战宣传的使命促动这批流离文人，不仅在精神指向上重申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以“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启蒙，召唤华侨同胞及异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在崇高的审美追求中彰显浪漫倾向和英雄主义情结。南渡文人在跨界的流徙体验中，生成边缘人的双重身份，其文艺实践既表现出对故国家园的怀乡之情，又在乡关何处的追寻中折射出“在地性”的本土色彩，由此形成超越的“第三空间”的文化重构。综之，战时中国文人在异邦生成的流亡文学，作为中国海外抗战的重要一翼，拓展着中国现代文学在域外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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