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安石的經子關係思想大體上有兩層内含,從聖人之道的角度看,經全而子今偏。從經書與子書的角度看,經殘而子書可補經文之不足。其對子學的態度是:尊孔子、孟子、揚雄而貶荀子。對於儒家之外的老子、莊子、楊、墨、法家思想,主要態度和方法是批判的繼承與吸收,而對於佛教與佛學,前後期有較大的變化,晚年更同情并接受佛教的義理與爲人處世的態度。王安石比較敏鋭地注意到解經釋子的文字學方法的重要性,其所著《字説》的學術性頗多争議,但其試圖通過鍛造解經新工具,讓其新經學達到“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的政治效果。這一重視帶有實證特征的經學解釋學方法,極具學術的超前眼光,直到以戴震爲代表的乾嘉學人才初步完善了這一人文實證的經學解釋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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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