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时期,清廷面临巨大财政压力,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的常规和非常规搜刮措施。在此过程中,政府屡次欲通过原有的捐输激励机制,以允诺逐年还款或者事后还款的方式,诱导富户借债纾难,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事后也未见清廷有还债记录。清廷甚至想出提前预收来年钱粮的“预征”,实为变相加赋的“借款”。对内举债无法获得成功,清廷的向外举债却屡次展开。由于传统、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咸同时期的政府借债步履蹒跚,与西方的大规模长时段借债实践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