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的支配形式阻碍了理性行政的发展,与儒教适应现世的实用主义伦理一起导致了中国社会无法自发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论断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局限。从中国学术语境对韦伯的中国政治观进行反思,就会发现其对传统中国士人阶层、官僚体制以及政治模式等方面的误读,研究者需要在与韦伯的对话中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