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60年代,西方艺术史学界开始否定现代主义的艺术自律,强化艺术作品现场的意义。因此,艺术的"现场性"问题(即艺术作品和它所在场所的关系)被重新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是艺术史内部的理论探讨,也是对20世纪60年代技术和哲学如何重组人类视觉秩序问题的积极回应。自此,艺术的"现场性"在极简主义、机构批判艺术和介入性艺术实践中被不断探究,经历了从"现象学的现场性""社会/机构现场性"到"公共现场性"的三次转向。该转向是"现场"从一种纯粹的物理空间或形而上的感知空间到社会文化空间的转向,和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秩序有关,体现了"现场性"的空间政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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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四川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