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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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