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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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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