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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典型的格调诗说话语，在明清之际遭到了较为普遍的冷落和排斥。究其缘由，一方面可视作晚明以来公安、竟陵诸人清算前后七子声势的余波，另一方面，明亡给士人群体造成极大的心灵震荡，使其普遍对以往文艺理论中，关乎性情、情志的表述给予了高度重视。普遍的关注，一方面体现在该时期诗歌创作的实绩，另一方面体现在该时期诗论“诗主性情”诸说的涌现。这样的理论生产和创作实践形成合力，对旧有格调诗说忽视诗人自我的倾向，产生了强烈冲击。格调诗说沉潜于此时，但并未消失，尊崇诗歌典范的识见并未从众人的心里根除，反而向着主体内部深化。诗歌格调的复现，也只是不再以艺术构思为主，而要求艺术构思从属于一种深沉、广大的愤时愤世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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