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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年代,吴晗通过对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流传过程的梳理,考证了《金瓶梅》的创作时间。这一研究暗含了将长卷与长篇对比研究的思路。由于条件所限,吴晗未能全面掌握这一时期《清明上河图》创作、流传、鉴藏和消费的情况,尤其未能考察仇英及其追随者仿制的《清明上河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人们艺术审美趣味的变化,使长篇画作与长篇小说、戏曲的创作基本上遵循了同一种方式。这是明清笔记屡次将《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并置记述的现实基础。与张本《清明上河图》相比,仇英本《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城市风貌、家庭结构、社会生活等与《金瓶梅》有更密切的互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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