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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主要看护人教养方式对留守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以及外出打工父母与孩子的沟通频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研究对象为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3所初中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的1221名农村初中生，问卷有效被试942人，其中非留守青少年215人，平均年龄14.86±0.71岁，单亲外出留守青少年374人，平均年龄14.86±0.86岁，双亲外出留守青少年353人，平均年龄14.77±0.89岁。采用爱荷华青少年和家庭项目的教养方式问卷（Parenting Style Scale）、自编亲子沟通频率问卷和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分别测量主要看护人的教养方式、外出打工父母与留守青少年的亲子沟通频率以及留守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水平。结果:（1）留守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其中双亲外出打工家庭的初中生抑郁水平最高（F=11.86,P消极=7.98,P积极=7.23,P<0.01);（2）单、双亲外出留守青少年抑郁症状水平与亲子沟通频率和主要看护人的积极教养方式均显著负相关（P<0.01）,与主要看护人消极教养方式均显著正相关（P<0.01）;（3）亲子沟通频率在主要看护人教养方式与单、双亲外出留守青少年抑郁症状水平之间均起到调节作用（P<0.05）,外出打工父母与留守青少年的亲子沟通频率越高，主要看护人教养方式对留守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越小，反之则越大。结论:主要看护人教养方式、亲子沟通频率均能预测留守青少年的抑郁，高亲子沟通频率可以缓冲主要看护人教养方式对留守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对留守青少年心理健康起到了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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