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新型政治思维,因应于晚期现代性社会转型及其结构化要求。全球化与反身性引发晚期现代性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从宏观制度到微观生活,都反映出现代性所特有的不确定性,而政治与社会也并非二元分离,而是呈现出"政治社会化",由此,生活政治有理由成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政治治理方法。生活政治具有生成性与开放性特征,在实践中表现为行动者的反身性参与,即社会成员积极重塑生活并为其行动担责,共同致力于晚期现代性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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