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团练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筹码,成为清政府战争决策和外交谈判的博弈手段。广东战场团练兴办于省城广州陷落之后,由流亡城外的主政官员以在籍绅士的身份加以组织,因此官府主导、在籍官员督办的特点十分显著。清政府希望京津团练能够辅助正规军队作战,但是由于没有成例可以借鉴,官方不得不更多利用地方绅士的主动性。广东战场团练的财政以官方名义"劝借"为主,京津战场团练的财政依靠官府财政支持与绅士自助捐献。团练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不佳,相反,团练在地方社会管理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