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刻经活动始于北朝时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至隋唐时期敦煌写经、房山石经大量涌现。对比早期刻经、写经与刻版大藏经《大正藏》可见,早期刻经、写经呈现语句简单、用词朴素、借字繁多的基本样貌,北朝邺都近畿刻经更是展现出使用古字的特点。佛经在后世发展中呈现以增加、改换字词为主的语言演变,所改换的字词多以近义词为主,少有增减语句、省减字词的现象,偶见错漏之处;同时音译词的差异佐证了中古语音的变化;在经文传抄演变中多将借字改为本字,部分借字保持原貌显示了佛经抄写的相承性。对早期刻经与各版本《大正藏》差异及相合情况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表明,《大正藏》通行本与早期刻经的不同之处多能在其他版本《大正藏》中得到体现。总之,早期刻经、写经二者多相吻合,推进了对佛经翻译原貌的揭示;早期刻经、写经能够补正传世佛经,两者互相印证,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实践。早期刻经、写经在文献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