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传播学界对于戴维·莫利受众民族志的讨论往往局限于《举国上下的受众》和《家庭电视》两部作品，将其理论背景简化为“编码与解码”，未能注意到莫利在理论资源方面的持续更新，更对其在1990年代之后的演变重视不足。本文以莫利不同阶段的受众研究作品为论述对象，将其置于文化研究的思潮演变中予以审视，认为莫利的受众民族志强调能动和结构间的辩证关系，受众与其说是经验对象，不如说是反思文化霸权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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