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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货和期货的界分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商法难题。随着平台科技的赋能，本土特色的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货买卖逐渐出现风险对冲的期货化特征。为减少风险的衍生，监管部门以形式要件为纲草设了现货和期货的区辨标准，但内容严苛且欠周延，对要件的关联也存在认知偏差，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频发。域外逐步形成了实质主义的整体审查法，以交易目的为核心关注，然该法赋权要素过多且偏重结果倒推，认定成本较高。国际最新方案不再固守“非黑即白”的现货和期货之分，而将中间市场正名化，通过规制场所切入风险治理。我国当以回应型商法理念为遵循，从三维度进行规制改革：一是上溯前提，纠正形式主义的现货和期货区分方法，围绕目的、合约、主体、机制、结果和场所六要素进行辨识；二是本体正名，制定《交易场所监督管理条例》,增进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平台的合法性基础；三是下延补充，强化交易平台的合规治理和责任边界。以此为基，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多层次商品交易市场(现货即期→大宗中远期→期货)的构筑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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