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期的“改土归流”是西南地区“国家化”的重大进展，象征国家正统的汉文史志书写制式渐次覆盖威宁的“彝式”表达传统。清中期，威宁史志文献的编纂逐渐系统化，形成圈层般的地方史志叙述阶序。民国时期，“国家化”尚未全面深入西南乡村地区，威宁官员纂写的史志文本变异成推行政务的参考资料；由底层士人纂修的方志文献则呈现出矛盾形态，内容、架构和理念上既有守旧，也有革新。总之，不同“国家化”进程时期，史志文本的书写目的、架构安排和主题倾向亦因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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