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高帝君臣误将开国之年定为国史叙事上限,既自我放弃了诠释宋齐递嬗进程的主导权,也予不满现状的刘祥藉撰写《宋书》以"讥斥禅代"之机。然则刘氏此举显然并非人君所能隐忍,故稍后不久,齐武帝既伺机将之远贬广州,又随即诏令沈约、王智深重撰宋史,冀以消除由刘祥《宋书》"讥斥禅代"所导致的负面影响,进而规范刘宋史事的叙述模式。也因此,南齐官方修史重心由侧重编纂国史转为肆力重修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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