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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等实证策略研究了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在考虑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后,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仍然是显著的。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城市,乡村家庭的抚幼负担对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也更强;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互联网的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在高收入家庭中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大;门槛分析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存在与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扩展分析进一步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会随着家中幼童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倒U型特征。最后提出应着重提升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范围和质量,改善学前儿童照管方面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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