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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巴迪欧与中国理论之间存在一种“双向旅行”的对话关系，事件哲学是他与毛泽东、贺麟、张世英、艾青等中国“主体”相遇的思想成果。通过对张世英的“再发现”,巴迪欧顺利地将中国的黑格尔辩证法研究“一分为二”:贺麟所理解的保守的“黑格尔”是一个将人道主义、国家主义与神秘主义融为一体的黑格尔；张世英所理解的革命的“黑格尔”是一个将唯心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的黑格尔。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阐释成为一种助力，参与了巴迪欧事件哲学的发生。巴迪欧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研究勾连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毛泽东的辩证法，可以成为当代法国革命的源头活水。文学艺术事件在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类型的事件相比，文学艺术事件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在思想的秩序中赋予事件以其应有之价值，中国革命和革命的歌者也被巴迪欧纳入“事件”的序列。在这些理论工作的合力中，事件哲学的发生作为一个全球性思想事件，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进展。然而，当巴迪欧将“中国”纳入事件哲学的体系时，“延异”或“误读”已然发生，因此，当我们将其哲学引入中国并挪用为一种阐释学时，同样应该知晓它的限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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