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治黄纳入战时运行轨道,专司黄河兴利防患事务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隶属行政院经济部的同时,亦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指挥监督,形成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繁复运作模式。在此治理模式下,泛区治黄工程的运作步履维艰、漏洞百出,呈现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相互分离,各方掣肘、推诿的混乱局面,反映出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在职能设计、价值取向和行政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