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梳理应思理时期的传教士期刊《中外新报》的报道，发现新教传教士初期的宗教情怀和道德关怀逐渐降温，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导致不同文化融合的难度增大。在传播内容上，增幅最大的是科学知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美国传教士独特的新教气质，科学不仅是传播宗教的形式和手段，还成为重要的传播内容。在比较注重效用诉求的中国，科学知识最后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新动力，为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体用”侧重点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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