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伊始,黄凡携长篇小说《躁郁的国家》重返文坛,再次引起文坛的震憾。参禅侍佛十年之久的黄凡,不仅没有消弭其1980年代小说的批判精神,相反,面对资讯极端发达、文化商品化和消费化的后现代时期的台湾,其小说直指陷入"躁郁"状态的台湾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人性等,批判更为尖锐,倾向更趋明朗,表现出一种不再"暧昧的战斗"精神。然而,面对台湾社会的诸多问题,黄凡最终只能为主人公提供一个佛教顿悟式的自赎,这多少表明作家面对社会问题时的无奈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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