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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论西方历史上在战争和经济危机中对行政立法的典型应用，还是中国对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都表明行政立法是法治国家应对危机的有效工具。行政立法的危机应对功能是通过权力的结构性调整实现的，即由现代法治国家中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分工原则，转向权力的集中，从而形成“规范与决断合二为一”的事实。具体表现为行政立法在形式上对法律的悬置，以及在实质上对法律保留原则的突破。这种在危机中催生的行政立法，与宪制规范下为克服立法低效而形成的行政立法，在产生基础、主观目的和客观后果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因此对两者的监督手段也应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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