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7—18世紀士人地理知識世界中有關西域、中亞認知的擴充,與清代政治史進程密切相關。康熙年間考訂河源成爲朝廷與士人雙方共同的興趣,隨着西北經略的推進,河源成爲彰顯盛治的符號,聖祖並試圖利用經學傳統化新土爲舊疆。動機各異的士人逐漸熟悉原被視作異域的西域,其地理知識亦較明人大爲增長。乾隆朝底定新疆後,朝廷對"同文"理念的構築、文臣紀功詩文的創作都構築起西域與中土、漢唐與本朝的連續性,成爲盛清時期大一統論述的基礎邏1之一,部分士人的治學興趣也開始轉向西域史地、宗教。士林與朝廷對西域的興趣最初淵源各異、旨趣不同,卻最終匯爲一流,改變了明代四夷書寫想象與事實並存的局面,也徹底更新了士林對西域的認知,構成西北史地學興起所必須憑藉的知識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