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学先锋派创造社、太阳社等对革命文学的命名和论争实质上是对文学场内话语权的争夺。他们对革命文学设定的规范及对茅盾小说的评论使茅盾主动参与这场论争,体现出茅盾在文学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稍后翻译俄国作家丹青科的小说《文凭》则是茅盾为推出文学范本,挑战先锋话语、重新阐释文学规范并摆脱身份危机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