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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强制商家“二选一”的限定交易行为是平台垄断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平台反垄断的重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针对阿里巴巴和美团“二选一”事件，采用出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指导书》的方式创建了事后柔性监管机制，有效地遏制了行业内限定交易相关的垄断事件的发生。本研究通过设置合理假设，构建了双平台竞争的Hotelling模型，研究了平台“二选一”的反竞争格局与福利效应。进一步地，将垄断平台和政府视为序贯博弈模型的两方，并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研究双方行为的动态演变。研究结果表明：“二选一”行为的前提是平台政策的差异化；平台网络外部性越强、规模越大，“二选一”的福利损失越大；传统监管规制下，政府需持续付出较高监管成本；在政府传统处罚之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指导书》的出具有助于行业建立长效的外部督导机制，增加了垄断平台的“犯错成本”，从而有效规范垄断平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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