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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在1920年代曾风靡全国,在民国上海都市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经典剧目《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几乎成为各种游艺会的必演剧目。然而在1930年代改革家们的民族宏大叙事中,这些歌舞剧又成为取缔和整改的对象。本文既从1930年代社会改革家的话语体系中去认识儿童歌舞剧,又把儿童歌舞纳入1920年代末的都市文化中去考察,比较双重语境中的儿童歌舞,揭示近代民族救亡与都市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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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在1920年代曾风靡全国,在民国上海都市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经典剧目《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几乎成为各种游艺会的必演剧目。然而在1930年代改革家们的民族宏大叙事中,这些歌舞剧又成为取缔和整改的对象。本文既从1930年代社会改革家的话语体系中去认识儿童歌舞剧,又把儿童歌舞纳入1920年代末的都市文化中去考察,比较双重语境中的儿童歌舞,揭示近代民族救亡与都市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