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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黄远生被视为新闻通讯的开创者，但这种说法忽略了技术、制度、实践和行动者的复杂互动过程。自清末以来，随着机械化交通的普及，《时报》形成了一种以京师新闻为重点，注重解释与分析的报道传统。民国初年，在政治与报业变革的双重变奏中，黄远生发展出来一套关于解释性与时间性的操作规范，从而产生了一种能被明确识别的新闻体裁，即“通讯”。他还提出了“客观”的主张，但不同于西方的“客观性”，这是一种儒家“良心”观与新闻职业道德的混合物。这一观念提高了报刊动员能力的同时，也使新闻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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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