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二〇一七年的秋天，当我坐在哈佛神学院前大草坪的长椅上阅读、发呆、看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时隔仅两年，这个世界会地覆天翻，发生彻底而深刻的改变，曾经那么频繁的中美（甚至中西）学术、文化和教育交流突然变得遥不可及，到西方学习对于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而言显得关山千万重。或许正因为此，在这样一个二〇二二年的年初，当我在整理、修订北美访学随笔的书稿《北美学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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