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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以重视英语训练闻名的基督教大学英文系作为个案,考察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学院化之路,看起来是剑走偏锋,实则有其症候性意义。从1920年代初期开始创立的燕大英文系,一开始就确立了重视语言训练和文学教育的双重目标,包贵思颇具特色的戏剧教育及对新文学的高度瞩目,对燕大英文系学生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即可说明这种西洋文学教育巨大的渗透力。发展到1930年代,系方提升文学教育的研究性内涵的诉求愈加强烈,谢迪克、瑞恰慈等对于一种理想的文学批评范式的追求,深刻影响了当时就读于燕大的萧乾的新文学实践,甚而对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科学化转向都产生了辐射广泛的影响。吴宓对杨刚、王友竹等翻译活动的指导和支持,让燕大学生体悟到一种融贯中西、博雅中正的文学趣味和文学知识,这也正是他在学院化体制中反思新文学如何借力西洋文学进行发展,从而塑成理想文学之思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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