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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野草》不是一次应激式的写作,而是与鲁迅在"后五四"的长时段历史中再次陷入"沉默"有关。1920年前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爆发、"新青年"群体的分化等一系列事件给予鲁迅极大的刺激,他的思想也随之陷入"爱与憎"的动荡、摇摆中。在重新审视"五四"自我的同时,他也在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以求对混乱的自我进行修正和整合。在"沉默"的挣扎中,借助对《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重译,鲁迅不仅回顾了"下山"与"放火"的自我,更习得了"永远轮回"的思想经验,在对应理想幻灭心境的同时,也赋予了自我一种崭新的主体意志。不久,鲁迅又从"绥惠略夫"那里接受了"黄金时代"的批判视野,由此,不仅看到时代的本质,也看到一个有限的自我。而爱罗先珂的"到来"则让鲁迅看见了自己的"寂寞",以"寂寞"的情感体验为中心,鲁迅既以回忆的方式构筑起了自我"寂寞"的人生,又从"寂寞"之中看到一种新的写作发生的可能。可以看到,鲁迅以译介的方式在不断回应、修正自我的思想危机,他不仅从中获取思想的共鸣,也借鉴了丰富的形式方法,在思想与形式的综合锻造下,最终走向了《野草》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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