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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画家”身份对于阎立本而言是极具冲突性的。一方面阎立本非凡的画艺为时人誉为“丹青神化”，而另一方面“驰誉丹青”对于阎立本的政治生涯来说却构成莫大的讽刺与耻辱。在阎立本自身所处的时代，还不存在现代人心目中的职业的、可以受到世人尊重的大艺术家的观念，我们是否可以自然而然地将他视作“画家”？我们应当如何解释他的绘画创作？这是本文试图反思的问题。本文试图突破画史材料的框限，借助正史、墓志材料充实对于阎立本及其家族成员的考察，以此尽可能还原阎立本在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处境。同时，本文试图说明，阎立本的绘画正处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一方面他的绘画依然承袭着古代绘画的功能与形制，阎立本创作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王会图》等正是作为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而被珍藏于秘府；另一方面他在绘画技艺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改善，在使人们从对图画内容与功能的关注转向对绘画作品的艺术性一面的关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许正是阎立本的故事及他的绘画引起了张彦远等批评家对于画家身份的反省，而这种反省有助于我们更加细致深入地考察绘画在古代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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