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迅的新诗《桃花》与小说《狂人日记》同期发表于1918年第4卷第5号的《新青年》杂志。两篇创作尽管文类不同,色彩有异,明亮稚气的新诗《桃花》与阴暗幽深的小说《狂人日记》,在功能和结构方面相互指涉,形成互文。《桃花》一诗的重复、分行与情境实验“化”入了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中实验性自我的多层批判和对存在可能性的探询,亦为《桃花》的叙事化功能提供证明。由此,互文性研究的两条路径:结构主义与意识形态也逐步显现。“人”面“桃花”相映,明暗斑驳交替,鲁迅文本意义的流动性与深刻性潜藏在诸多生产细节中,于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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