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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放管服”改革中，告知承诺制逐渐成为一种高频使用的新型行政许可方式，其实践运作借助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信用信息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实现了从事前控制到事后监管的转型。告知承诺制已经对我国行政许可的理念、价值和规则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在理念上，引入合作、信任与激励的要素；在价值上，调整了行政许可价值追求的排列次序，重塑了行政效率原则的内涵，确立了辅助性原则、合作性原则；在规则上，更新了许可的实体规则，改变了许可的程序规定。面对挑战，《行政许可法》势必要做出及时回应，这就需从回归利益均衡、确定适用范围、设置简易程序和健全法律责任四个方面，对告知承诺制改革予以合法性承认，为其推广实施量身定制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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