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母亲》和张爱玲《易经》都是传记体小说,都塑造了一位追求自由独立的母亲形象。但因创作动机不同,特别是两位母亲形象塑造的不同,两部作品揭示了中国女性写作发展的两种趋向:宏大社会化叙事和个人情感化叙事。同时,两位作者以各自创作的利弊昭示女性写作胜境应是两种趋向的有机融合。这样既有利于拓展女性写作的深度和广度,也暗合1970年代后女性写作研究的社会性别理论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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