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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民法上“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解释标准，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均未提供明确的答案。这种不明确致使“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司法适用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倒因为果的循环论证逻辑，另一个是公益绝对优先的价值衡量倾向，两者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时裁量标准较为随意。这两个问题的成因在于我国学界在继受日本法上的“取缔规定”来创制“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概念时，未把握住该概念的关键点即作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源头的“取缔规定”与“经济公序”的联系。“经济公序”是指规制法律行为效力的经济性公共秩序，“经济公序”理论既可以厘清“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内部要素，也能够协调“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外部环境，故应基于该理论来厘定“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解释标准。首先，要做到构成要件上形式化，即明确与“经济公序”相关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将此种规定分为基于“消费者公序”的规定以及基于“竞争公序”的规定两种类型。其次，要在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行为的法律效果判定上做到精细化，即根据比例原则的要求在具体的个案中审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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