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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梳理多民族国家国情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因革脉络，土司问题是重要切入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版图与中国疆域具有非重合性，这是古代中国的常态。边疆土司主要存在于中国疆域的大西南地区。清代四川土司是拥有年班朝觐资格的政治体，与满、蒙、回、藏构成“五个族体联合”意义上的国体存在。清末民初，以边界定边疆、以土司守边疆的新形势，要求把云南土司纳入国家直接治理范围。经过清末改土归流、民初选派土司特派员出席省议会，云南土司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接续了此前四川土司的国体地位。国家“大一统”机制经过这一近代调试得以延续，土司乃至蒙古特派员在中央与边疆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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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