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7世纪下半叶,英国戏剧文学中出现中国题材和中国元素乃是中西交流不断扩大与英国戏剧发展的必然产物。《鞑靼人之征服中国》以中国历史为表现对象,通过"雌雄同体"的书写创造了"阿玛梵歌"这一突破英雄剧传统的中国女英雄形象,对崇祯之死的叙演激活了民众对于查理一世之死的集体民族记忆,乌托邦式的结局构设更将中国史转变为了英国政治文化资源。《祭献》将中国地理拓展为名谶预言与国家存亡兴败的哲思,其围绕中国"四大发明"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探讨则是西方早期对中国科举原理的戏剧情境化阐释,体现的是英国知识界对中英国家权力结构问题的横向比较与探索。两剧的中国书写分别呈现了重构历史与演述文明的轨迹,都含有深层的政治自我指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