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伞形国家”群体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既得利益者,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由于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战略偏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伞形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长期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对“伞形国家”的气候政治生态进行历史回溯和比较分析,有助于从根源上深度思考全球气候治理何以失灵。全球气候政治的矛盾焦点,很大程度上亦外化为“‘伞形国家’与新兴大国”之气候政治权力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