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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梳理了美国二百多年前作为“南方国家”的崛起经验,最大启示是当时美国敢于打破主流经济学的定论。在本土国情意识引领下分析问题和制定政策,在投资能力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探索出了主流经济学家给定路径之外的新发展动力。从要素规模和报酬的经济学底层逻辑来看中国经验,中国在工业化早期阶段,通过农村组织创新,提高了稀缺资金在引领资源配置中的乘数效应,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隐性制度要素,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并在革命过程中得到极大强化的特殊比较优势；在新的国际挑战面前,仍然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提高金融的生态属性、组织属性和社区属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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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