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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中国东方学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角度考察汉译佛经史，就会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文献中频频使用的“出经”一词，不同于后来所说的“译经”或“翻经”，具有很强的概念功能。“出经”不仅包含“檀越请出→执梵本者口翻→译者口传→笔受→理味→校定→合本”这样复杂的程序环节，还需要“讲经”（宣讲）那样的特定场所的仪式活动，以使在场僧众成为“出经”的参与者、见证者，而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翻译活动。早期“出经”的主体多是“执梵本”的外僧，本土“译”（传译）者仅仅助其传达，因而“出经”一般不称“译经”，出经场所也不称“译场”。到了佛典汉译后期，玄奘对以往的“出经”方式做了彻底的简化改革，使其成为单纯的翻译活动，并且将“翻”与“译”合二为一，针对“五翻”而提出“五不翻”，以此终结了“出经”时代，进入了中国人自主翻译的“新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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