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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通"作为宋代经学的重要方法,强调学者个人生命体验的投入及与圣贤性情的沟通。王安石新学以其不能"心通"而多受杨时等理学家的批评。王安石《诗》学基于"同风俗、一道德"的政治目的,不能从文本实际出发虚心以通《诗》,故难免穿凿强解。杨时、朱熹、杨简的读《诗》法则强调平心以"通",即通其意、通其味和通其性情,表现为"文本—意味—性情"的逐渐沉潜过程。从思想渊源上看,杨时的道南一系强调反身体验的重要性,而《中庸》的未发已发说成为他们读《诗》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之不同,杨简《诗》学则多受孟子本心论的影响,常以"思无邪"言诗,平实之余又难免偏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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