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初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创建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蔡元培为胡适所作之“序”,陈寅恪、金岳霖为冯友兰所作“审查报告”,意味着对“中国哲学史”的不同理解。蔡元培以“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对应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发达史”。金岳霖以“中国哲学的史”“好的哲学史”,对应于“在中国的哲学史”,明确了“中国民族的”、“中国哲学的”在“中国哲学史”中的主体地位。陈寅恪“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与方法,坚持“思想”比史料更根本的学术信念;金岳霖突出“论理学”与“讲道理”的论证方式,确立了“中国哲学史”中“哲学的”特质。这种“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有益于推动中国哲学本土叙事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