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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以1071名非疫情区人员为被试,采用风险认知量表的熟悉度分量表和积极应对方式分量表、污名量表及负性情绪量表进行测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非疫情区民众的负性情绪在风险认知熟悉度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组织污名化在非疫情区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组织污名化调节民众风险认知熟悉度通过负性情绪影响积极行为应对方式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具体来说就是,在组织污名化低的情况下,风险认知熟悉度对负性情绪的负向预测显著,在组织污名化高的情况下,风险认知熟悉度对负性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弱;当组织污名化较高时,风险认知熟悉度通过负性情绪作用于积极应对方式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当组织污名化较低时,风险认知熟悉度通过负性情绪作用于积极应对方式的间接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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