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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药品犯罪司法惩治现状的梳理，发现既往犯罪治理的重点在销售端，对生产行为与帮助行为的查处有限；司法认定中偏重缺陷药品的形式评价，而对药品危险性的实质评价不足；量刑环节报应色彩较重，弱化了刑罚预防功能。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以后，这种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缺陷药品性质评价复杂化、缺陷药品证据认定标准复杂化、犯罪故意司法认定复杂化的挑战。为此，应当拓宽缺陷药品的证明方式，通过司法推定的反驳机制，合理限制主观明知的司法扩张，限缩妨害药品管理罪中具体危险的判断规则，加强对缺陷药品的源头治理，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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