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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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