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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鲁迅看来，能“移人情”是杂文终将改写文学体系并介入社会变革的关键缘由，这体现出鲁迅以情为本的文学理念的延续。然而作为现代中国的新兴文体，鲁迅杂文的情感特征及“移情”方式又具备独特性，或可跳出传统的抒情维度，而用更为广义的“感性”范畴加以考量。从作于1935年的论“文人相轻”系列杂文入手对鲁迅杂文感性诗学的生成过程及其特质的探究将呈现鲁迅杂文创作实践中“爱憎”表达的必要性及对象的可延展性。以“唤起”机制为媒介，种种“小事”所激发的私人身心体验及情感态度最终具备了公共意义。而在形诸切贴的“相”塑造公共感性的同时，以剪报等功夫对现实与文字空间中众多芜杂因素的展示则试图保存感性的整全样貌与流动的可能。经由对生活的感知与作者读者间错综的唤起，鲁迅杂文的感性诗学最终通向了一种文学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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